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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up第五章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七次离京

发布时间:2021-04-21 14:04

  1958年9月15日,在武汉去安庆的江峡轮上,张治中问:“您今年外出,这回是第五次了吧?”说:“是呀,但是5、6、7三个月没出来,1、2、3、4月都在外,8月到河北、河南、山东打了一个转。”①

  1958年8月,进入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前夕,用一个星期时间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他要实地看一看农村情况。他同三省的省、地、县以至合作社的干部,一拨接着一拨地进行座谈。他还走进试验田、高产田,要亲眼看一看。他所听到的几乎是一片粮食年产翻一番的声音。他总是盯着问:有把握吗?有保证没有?怎么实现?有什么措施?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是毫不含糊的。他看到大片大片的农田里,庄稼长得格外好,心里很高兴。他问干部们:群众对,愿意不愿意干?高兴不高兴?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愿意,高兴。所听到和所看到的,使他对农业生产“”更加充满信心了。

  他这次三省视察的重点之一是关于并大社、办大社。所到之处,都是鼓励并社、办大社。说社大好办事,可以更好地调动劳动力,可以很好地使用土地,有农业,有工业,有文化,有学校,有戏院。

  8月4日至5日,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

  6日至8日,视察河南的新乡、襄城、长葛、商丘,看了棉田、粮田、社办工业、托儿所、幸福院和食堂。在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

  9日,到山东视察,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正在逐步形成。他视察三省农村的情况,新华社很快作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①

  1958年8月1日至3日赫鲁晓夫来访。同他举行了会谈。在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后,中共拒绝了苏共提出的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

  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副省长张明河、保定地委李悦农、徐水县委张国忠在车站迎接。向张国忠了解了当地的土地、人口、劳力、夏季生产、秋季生产的大致情形。

  座谈片刻,换乘汽车,经县城往南犁园乡大寺各庄村农业社视察。一路之上,他看到庄稼问收成,看到炼钢炉问产量,还扳着手指和张国忠一起算账,一炉能出多少?一天能出多少?

  车进大寺各庄,停在合作社俱乐部门前。走进门,看着几面奖旗,问每次得奖的经过。然后坐在长桌旁,向乡、村干部了解情况。

  问: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每亩平均多少斤?又问社里和县里大秋作物的预产量。

  听过回答后问:粮食多了怎么办?说,粮食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自己可以多吃。可以半天耕作,半天休息,搞文化、学技术。参观了庄里的粮食加工厂,又穿街走巷,到农业社看望了正在扎针的医生与病人。看了养猪场、缝纫厂、食堂、幼儿园、“幸福院”。走到农田里,看到地里干活的妇女很多,对陪同人员说:“这里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李悦农对说,这里的妇女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

  解学恭和张明河又向介绍这里搞“军事化”的情况: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县农村搞了他们的做法。

  在一块棉花地边,走下田埂,分开密密的棉枝想到里面看看,走几步,钻不进去。问:“这一亩可以收多少棉花?”

  “那就是3000斤籽棉啰!”说着,从棉花地里走出来,朝一块黍子地走去。

  这时,太阳西斜。的兴致却丝毫不减,坚持要再去看看玉米、谷子和山药。在山药地里,详细问到,每亩栽多少棵秧子?施多少底肥?追肥怎么上?亩产多少斤?

  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在返程的路上,又谈了劳动大协作与军事化的问题。问:办食堂老年人同意不同意?张国忠答,刚开始有思想不通的,说这是吃了大锅饭。

  张国忠说县里正进行教育,除生活用品外,房屋、树木、羊群、自留地都要转为公有。很关心,问:“十个人中有没有三个人不赞成?”回答是,连两个也没有。

  在徐水县城,视察了县里的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整个徐水城关的人,好像都涌到了铁厂到县委的路上,人流如潮。微笑着,亲切地和群众打招呼。他被深深地感染了。

  在县委,的头一句话就说:“这里的干劲不小哩!”又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粮食原先很少,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又问河北省其他地区庄稼的情况,了解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抗旱的情况,并和机关干部合影留念。

  在回车站的路上,张国忠对说:“看群众这股热情,我们党在群众中真是扎根了。”点头:“我们打仗几十年就是为了这个,为了让老百姓吃饭,吃好饭!”

  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满足人民的需要。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施肥,密植。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用来喂牲口,养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5日早上,安国县县长焦家驹到专列迎接。问:“我到你们县参观一下庄稼行吗?”焦家驹说:“我们正是来迎接毛主席去我们县视察工作的。”

  焦家驹陪同坐一辆车。从窗外看见有许多人聚在一处,问:“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这样多人?”焦家驹说:“是定县西关,这些人是候车的。”

  “亩产491斤。”焦家驹答。并介绍已经放出了一个亩产5130斤小麦的“卫星”。

  焦家驹讲到深耕要普遍翻到一尺半以上。说:“45万亩地,深翻一尺半以上,能翻完吗?夏种时间有多少天?”

  “你们打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焦家驹答搞储备,社员也可以多吃点。说,粮食那么多,每个人每年可以吃到六七百斤,多吃小麦。土地也应该有休整的时间。

  车出定县县城,沿途可以看见庄稼地了,拉开窗帘,不断称赞这儿的庄稼长势不错。

  问:“他们这儿的庄稼跟你们那里的比怎么样?”焦家驹表示,粮食作物他们这里还不行。

  小车驶过定县东亭乡,一面山墙上写着“压倒安国、超安国”。他问:“他们要和你们比哩。现在是他们压倒你们,还是你们压倒他们?”

  进入安国县境,路边的玉米、高粱、谷子和棉花错落有致。说,你们的庄稼长得好,我下去看看。

  见到棉花地里有些虫害,说,这是钻心虫,两三年应该消灭掉。看到一块芝麻地,他说,这样好的芝麻,怎么不多种一些?走上地头,他又说,公路上要大量植树。

  上车继续前进。听焦家驹讲安国县食堂化、托儿化的情况。要求他们把食堂坚持办下去,好好带孩子,可以把马路搞成水泥的,弄宽点,修个飞机场,这样国际友人要来,从北京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这里。

  12时左右,淤村乡流村农业社到了。人们聚在村头已经等了很久。下了车,一次次和他们握手。

  在玉米试验田,问,对于防治病虫害,你们有什么机构没有?他叮咛,一定要好好研究治虫,两三年内消灭掉。

  乡党委书记郭建回答:“高的是大八杈,能结八个穗,矮的是小八杈,种它是试验到底哪种收成大。”

  天很热,密不透风的庄稼地没有一丝凉意。大家请主席休息一下,爽快地走进一个护秋窝棚。

  窝棚里,只有一张硬铺板,坐在铺板上,听郭建汇报农业社的组织情况,听李悦农汇报安国农业社的变化过程。

  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看过三国没有?《三国演义》中的第一句话便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说:还是办大社好。社二三千户、四五千户、五千户、六千户,一乡一社。大社好办事。这是大势所趋。

  休息片刻,去看甘薯田。郭建讲甘薯亩产计划80万斤,说:“这还是个计划,要看结果。”他肯定玉米地里间种豆子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好,豆子含根瘤菌,既肥田又增产。一个记者不小心踩了花生地里的一棵花生秧,心疼地说:“看踩坏了一棵。”在谷子地里,说:“谷子出小米,抗战时我们就是靠小米加步枪。”

  王洪才说:“阴垄不如阳垄见阳光多,不过种植棵树不同,阳垄每亩平均种3700棵,阴垄每亩平均种6300棵。”

  走了一处又一处。一拨一拨的人涌来,跟他握手。天气特别炎热,汗从他的额上不住地流下来,湿透了衬衫。一个老农跑回家拿来一把扇子给毛主席,还把自己的一顶半新的麦秸草帽戴到毛主席的头上。没有拒绝。就戴着这顶农家草帽离开了流村。

  车开进安国大街,经过药王庙,问:“这庙里的药王姓什么?”焦家驹说不知道。说:“一个县长不知道药王姓什么。”

  和李悦农在车上交谈:要不要并县,并社,乡社合一?是不是搞一乡一社?能不能推广徐水的“组织军事化”?

  认为:并的是不是少一点。要并大一点,并到几十万人的大县,头绪少了好领导。是不是可以搞万人公社。在平原地区万儿八千人搞成一个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兵、学、商都有,不只是农业。合作社应该是全的;有农业、有工业、也要有商业、有民兵、有武器。

  认为:徐水这样干是逼出来的。张国忠讲,全县11万多劳动力,弄四万多去打机井、修水库、办工业,还剩七万多劳力,非常不足,就逼出了军事化,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会大大提高劳动效率。

  还谈道:在山里造林,平原也要造林,过去土地产量低,怕造了林没吃的,现在不会怕这个了。我告诉安国县委,叫他们弄一定数量的土地造林。把坏地造林,造了林可以改变气候。

  说:平原上也要养鱼。有水就养鱼,山区也可以养。农业上去了,工业上去了,渔业、林业、牧业、副业也要上去。要全面发展。

  告诉李悦农,要研究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他肯定平原上山炼铁的办法好,谁炼了归谁,这样人们就积极了。

  谈了深翻地的优越性、重要性:深翻地是增产的重要一环,密植不深翻不行,肥多了不深翻也不行。深翻根深才能长得壮,深翻还能保持水土。要苦干深翻。有工具就用工具,没工具就用人力也要深翻。

  认为:河北省委提出的农村园田化的口号很好。这样办对,应该大量这样搞。

  5日晚上11时,专列抵达新乡,停在新乡760厂铁路专用线。河南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新乡耿其昌等登上专列向汇报。得知七里营创建了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决定到七里营去看看。

  6日上午,天下起了雨,吴芝圃、耿其昌考虑从新乡到七里营有四五十里路,便另外安排新乡郊区的牧野社和新乡棉织厂请视察。工作人员汇报后,决定还是去七里营。

  下午,在吴芝圃、杨蔚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宋玉玺,耿起昌和新乡县委书记等陪同下去七里营。3点多钟,途经新乡县王屯村,看到这里棉花长势喜人,急令停车。他看了正在生长的棉花、玉米。同在田间劳动的社员进行了交谈。

  下午4时20分,到了七里营。七里营人民公社刚诞生第三天。雨刚停,来到公社门前。轻声念出牌匾上的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县委负责人告诉他,这是新乡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点头,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走进院子,看到迎面屋门口挂着“政治系”、“气象系”两个牌子,问:“这是什么?”大家告诉他,这是公社的红专大学。问:“谁是校长?”“公社的党支部书记。”

  在公社会议室,社委会向汇报了七里营公社各方面的情况。他一边听,一边问,特别关心公社的规模、生产情况和社员的生活水平。听到高兴处,连声称赞:人民公社好。关切地问社委会的干部们:社那么大,管理不容易,有没有困难?

  在会议室里待了一会,便出门参观。他首先去了敬老院。一边向老人们问好,一边关心地问社长,他们住在这里满意不满意?他看了西屋看南屋,看了南屋看东屋,又进里间看老人们睡的床铺。

  走出敬老院,到了幼儿园。从幼儿园出来又到公社面粉加工厂。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走到出面的面粉箱前,不顾飞扬的粉尘飘落肩头,细细地看圆罗筛面,抓起一把麸皮,用手指捻动,看磨得净不净。他到公社滚珠轴承厂,观看滚珠的生产过程。

  越过茂密的豆地,跨过布满瓜蔓的菜田,到了棉花试验田。他详细地问,这块地有多少亩?产量多少?施多少肥?像这样的田全社有多少?随行人员有人走进棉田,专门数了数棉桃。

  说,要收到手里才算数呢!他一边说,一边走进齐肩高的棉丛,用手平着棉花顶比着自己的肩膀,称赞长势不错。又弯下腰,自己数了一遍棉花的果枝、棉桃。

  “我们过去看看。”朝那边转过去,他的脸上渗出汗珠,衬衫也已湿了,脚上沾满了泥土。一位负责人走过来说,主席先回去休息休息再看吧!摆手,兴奋地说:不,再稍走走!稍走走!

  正在打药治虫的女社员看见毛主席过来,都激动得很。对她们说:“做给我看看。”于是那几个女社员操作喷雾器干了起来,笑着赞扬她们熟练的劳动。

  从棉田出来,问到社员的收入情况。社干部说,去年收入84元,今年要大搞积累,仍然维持去年的水平。说:对社员的分配也要增加一点,今年要100元。

  笑着向河南省委、省长吴芝圃说:“大有希望,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据史向生回忆:参观七里营时,我不在郑州,正在嵖岈山公社召开地、县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同去参加会议的有农村工作部正副部长赵定远、崔光华、河南日报社长丁希凌、地委书记路宪文、办公室主任赵光同志等。红旗杂志记者李友九等同志已先期到达。嵖岈山地区这些天忽然热闹非凡,参观学习的人很多,因为这里成立了一个很大的联社。在这里人们看到农民以部队班、排、连的组织形式进行劳动。远远望去,农田里一片丰收景象,好不喜人。最为新奇的是,联社自办了公共食堂。为了对农村食堂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亲自去食堂吃饭,还在食堂门外住了一夜,实地考察。红旗杂志社记者李友九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草拟了一个简章,我们参加了研究和修改。简章草稿中提出了:“吃粮不要钱”的观点。在现场召开的地、县农工部长会议上,我作了由合作社转化为公社的发言,讲解了简章草稿的内容。

  8月6日早晨,接到了省委电话,让我连夜赶回郑州,向主席作汇报。我立即骑上骡子,到遂平县搭火车,当夜赶回郑州。到郑州时已是深夜,车站接我的同志将我领到主席的专列上,吴芝圃等省委几位书记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告诉我,主席等我到半夜,现已被叶子龙等随行人员劝说去睡觉了。由于不知主席何时能醒,我到后不一会,吴芝圃等同志也被劝说休息去了,仅留我一人在专列上等主席醒来。

  凌晨4点左右,主席醒了,他听说我等在那里,立即穿了睡衣出来。主席见到我,仿佛遇到了老朋友,高兴地说:正等着你呢,想听你讲讲嵖岈山的情况。我感到很意外,主席对我的去向似乎很了解。我向主席汇报了嵖岈山的情况,将简章草稿拿给主席看。主席接过简章草稿边看边说:“如获至宝,这东西好,给我吧。”接着我向主席讲述了公社办食堂的情况,我告诉主席,农民去食堂统一吃饭,既节省时间,又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主席听了很高兴,称赞“食堂”是新事物。主席在听汇报的过程中不断提问,问得很细,如“锅灶怎么弄到一起?”“食堂粮食如何统一存放?”“社员吃饭时秩序怎样?”“你在那里有没有吃过饭?”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然后我向主席介绍了嵖岈山公社的规模和生产组织情况,主席听到农民劳动已经军事化,按班、排、连编制从事生产,又听到一个公社有五万人口时,感慨地说:“大的多了,公的多了。”“这在古代,就是一个诸侯国了。”但主席又谈道,比之古代诸侯国,公社是又大又公,多了公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主席又问起群众有纠纷公社如何调解。我告诉主席,由公社民政部门调解处理。主席说:“哦,这带政权性质,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组织,实际上是基层政权,这叫政社合一。”主席说,“大集体,小自由,不要统得太死。”我又向主席汇报了嵖岈山公社的组织结构。当主席听到公社采取工、农、商、学、兵结合,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分配时,饶有兴趣地扳着指头说:“工、农、商、学、兵,那么工业、商业、学校都包括了,是五位一体啊。两个招牌换成一个招牌,是政社合一。”谈到公社的名称,主席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我和主席自始至终处在一种无拘无束的谈话气氛中。这次谈话,除主席和我外,还有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同志在场。他是护送主席出河北,进河南的。毛主席和我的谈线日黎明结束。①

  7日早上,中共许昌地委副书记马金铭、许昌专员公署专员王延太被请到车上,向汇报情况。许昌烟草试验场和许昌县尚集俎庄一带是原定的视察地点。由于近日多雨,道路泥泞,难于行车,经研究,临时决定沿许昌、南阳公路往襄城县视察。

  下车,换乘汽车,在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许昌地委副书记马金铭、专员王延太、襄城县县委书记等人陪同下,7时30分左右到了襄城县双庙乡郝庄第二生产队的烟田。兴致勃勃,从这一片烟田走到那一片烟田,边走边看,边看边问。烟垄深处的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腿,沾湿了他的衬衫,他全然不顾。鞋上沾满了泥巴。他对随行摄影记者侯波说,不要光照我,应该照这。他指指身后的烟田。

  襄城县委副书记刘熙民闻讯匆匆赶来。与他握手,询问他的名字,刘熙民说,“康熙的熙,人民的民。”“啊,你是康熙的人民。”

  说:“你是辛辛苦苦地建设社会主义啊。干革命就得有不怕辛苦的精神。”

  刘熙民介绍:“这是为了组织生产评比,搞竞赛。外边的和许昌、郏县、鲁山赛,本县的乡和乡赛。”

  刘熙民讲了襄城县刘庄乡搞竞赛由后进变先进的事。听了,未作评论,只是告诫刘熙民:“开展竞赛,要讲求实效,实事求是,不务虚名。”

  说:“要把农业搞好,光靠两只手不行,还要有农业机械化。农民们愿意不愿意买农业机械?”

  “今年烟叶能收入2000多万元,农民手里有钱,都盼望早日犁地不用牛,现在是有钱买不到农业机械。”

  早上8点多,一行到了三里沟乡后梁庄的烟叶丰产田。烟田间,乡亲们正在干活,一下车,便被认了出来。笑容满面地与大家握手。6up,他看到社员都是把饭送到地里吃,便问身边的干部们:“农民生活情况怎样?休息时间够不够?”

  从村北走到村南,到了三里沟三队干部种的试验田。这块田烟叶的长势确实比一般的田好。烟叶已有好高,但顶上还没冒花,棵挨棵,叶挤叶,十分茂密。下了田,用手轻轻分开烟叶,探身向里瞭望,说:“这不通风,用绳子攀起来就好了。”

  问到收烟的时间以及管理技术和收烤技术。比如,什么是“挂刺刀”?什么是“挂腰剑”?什么是“留二茬”?

  在一块二茬烟田旁,陪同者介绍说:“头茬烟已经收完,这是二茬烟,只要加水,加肥,管理好,二茬烟也能长好。”

  走过去,指着一株已超过头茬的二茬烟,打趣道:“孩子比妈妈长得还高。”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登上一道高坎,极目四望,烟田如织,浩瀚如烟海。望着,兴奋地说:“你们这里成了烟叶王国了。”

  离开三里沟乡,乘车到十里铺乡薛园农业社视察。正在开会的干部群众听说,纷纷涌过来。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上一口,看看一块块茂盛的烟田,颇为感慨地说:“应该让吸烟的人都来看看。”

  从烟田到玉米田和田间小井,一一看完,已经徒步走了两里路。太阳到中天了,上晒下蒸,炎热异常,脸上的汗朝下淌,衣服浸得湿透,大家请他去村里休息一会儿。在村边的一张布棚下,坐下。四周围站满闻讯从邻近的李庄、上徐、下徐、赵堂村赶来看毛主席的人们。小学生们排起队,隆重地向献了花。

  有机灵的人跑去端来一盆清水请毛主席洗脸擦手,又端来一杯开水,请他喝了解渴。惬意地一饮而尽,没坐几分钟就要去炕房看看。

  正在炕房修理火垄的农民烟叶专家梁运祥,看到毛主席朝这边走来,急急忙忙从炕房里跑出来,忘了自己两手还带着泥巴,就被已到了门口的握住手。梁运祥激动万分。

  东炉房里正在烘烤着210杆烟叶。火已烧了三天,炕内温度已达摄氏60度。有人劝不要进去,就在外边看看就行了,不同意。

  梁运祥把炕门帘子刚一掀开,烟香和热浪就迎面扑来。不在意地走进去,从烟杆的空隙里,望见满炕金黄的烟叶,他高兴地笑了。

  走出炕房时,因为高温,他的脸显得红扑扑的。他问梁运祥:“烟为什么要炕,用太阳晒行不行?炕烟好?还是晒烟好?”梁运祥都作了回答。自己烟瘾很大,对于烤烟的技术细节,问起来也兴趣盎然。

  中午11点多钟,离开村庄上汽车返回许昌。村民们送来一个大西瓜,让毛主席路上解渴去暑。用手拍着西瓜,高兴地说:这个瓜真大。

  7日凌晨1时许,急促的电话铃声把长葛县委值班室值班的县委书记处书记李江烈惊醒。许昌地委办公室下达紧急通知:8月7日,将有中央重要领导人来长葛视察。视察地点一是以勤工俭学著称的长葛第三中学;二是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曾受毛主席表扬的深翻土地夺高产的胜利一社;三是坡胡乡。电话那边问到,从长葛到开封的公路通车不通车?李江烈回答:由于8月2日降了暴雨,双洎河大桥被毁,公路中断已无法通车,三中也去不成。上午10点多,许昌地委监委书记纪忠良等四人,带来两部吉普车到长葛,以备迎接中央领导人之用。

  下午1点半,专列驶入和尚桥车站。许昌地委纪忠良等人在车站等候。吴芝圃从专列下来,要纪忠良、县委书记吕炳光、王连安先上车见见毛主席。告诉他们,毛主席上午在襄城县接连视察了几个小时,已经很疲劳了。加上天气炎热,为照顾毛主席的身体健康,下午只安排到近处看看就行了,不再去原定的坡胡等地。

  他们来到车上,看到精神还好,脸被阳光晒得有些发红发黑。看见他们来了,站起来听吴芝圃一一介绍并同他们握手。介绍到吕炳光的时候,吴芝圃说,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作过关于深翻改土夺高产的经验报告,受到主席表扬。当然记得。介绍到王连安,问他,担任什么职务?哪年来河南的?王连安说1948年到河南工作的,扳着手指说:“你来十年了,算是河南人了!”

  要求下车。吕炳光忙问王连安,安排主席去哪里?王连安想了想,说,就去近处的宗寨“五四”农业社吧。

  下了列车,及吕炳光、王连安被安排上一辆吉普车,吴芝圃和的其他随行人员乘另一辆吉普车。

  由于仅有两辆吉普车,河南省委常务书记杨蔚屏、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新华社记者侯波等人,以及公安部的同志,就只好由纪忠良、李江烈等当地有关负责人陪同,跟在吉普车后步行。所幸没走几步,从当地驻军借来的卡车就赶到了,大家这才上了卡车。

  车队一路向北驶去,行至宗寨田间的交叉路口,却发现前几天的暴雨把路面冲坏了。王连安急忙下车,要叫人赶来修路。也下了车,说:“不要找人了,咱们下去走过去。”

  头戴一顶草帽,走在田埂上。那一片田里,长的是玉米,田间管理颇为精细,看不见杂草,叶壮杆粗,高兴极了,幽默地说,长(Chang)葛,长(Zhang)葛,你们长葛无“葛”啊!

  前面是一面坡,坡下横着一条沟。怕有闪失,吕炳光上前要搀扶。摆摆手:“不用。”话音未落,他一个大步,从沟下跃上土坡,进了一片谷子地。看见随行记者侯波一个劲地在眼前按动快门,说:“别光给我照,多给大家照。”

  走过谷地,来到一块玉米地。问:玉米地翻多深?分层施了多少肥?浇没浇场地水?犁耙几遍?什么时间播种?计划亩产多少?公社书记作了回答。说到计划亩产两万斤时,仔细问了每亩种多少株?每株长几个棒子?每个棒子有多重?

  时间过得很快,大家沿路往回走。见到池塘里的水浮莲,说,水浮莲好啊,可以喂猪。见到路旁的桐树,又说,桐树好长,可以出口,日本要我们的桐木材呢。吕炳光汇报说,我们县最好的桐树在墙周,那里的桐树既直顺又粗壮,都支持国家出口了。

  回到吉普车前,同当地干部握手告别。在返回专列的路上,吕炳光继续向汇报全县深翻改土和农业生产情况,当他又一次说道,今年全县玉米保证亩产1500斤,争取2000斤时,问他:“能达到吗?”吕炳光告诉说:“一定能达到,保证秋后到北京向主席报喜。”仍保持着他的微笑:“拿到手才算数。”①

  7日下午2时,离开长葛,经郑州开往兰封县东坝头,拟在这里横渡黄河。因保卫人员不同意作罢。在东坝头过夜。

  史向生走下专列。他同商丘地委书记任秀铎、县委书记刘学勤说了几句话,三人便上了车。

  史向生介绍,地委王培育因病住院,任秀铎是地委第二书记。重复了一遍他的名字:“你是信任的任,山清水秀的秀,金字边的铎?”

  刘学勤说,附近道口乡黄楼村有一个中华农业社,说:“那就去中华农业社看看吧。”

  问刘学勤的简历,哪里人,今年多大了,上过什么学,读过什么书,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做些什么工作等等。又问,“现在还有时间学习吗?你读的什么书?”

  刘学勤回答工作紧张,读书不多时,说:“要挤些时间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了解了全县秋粮作物生长情况后问刘学勤:“农民很喜欢吃小米吗?”说,“我们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垮了蒋介石,农作物改革不要把谷子改掉了。”

  说话间,车队驶进道口乡大院。商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苏学诗上前把车门打开,请进屋休息。同道口乡乡长唐崇举握手后,走进办公室,没坐稳便又起身观看墙上挂着的几面锦旗。指着上面写着“你们是向文化技术革命进军的一面红旗,向你们学习”几行字,问:“懂不懂这上面写的意思?什么叫文化技术革命?”

  “先看农业。”回答,脚步也没有停。到村子的时间已是下午4时许。屋里院里的老人,地里的青壮年,学校的儿童,纷纷拥来,都希望看看毛主席。

  往田里走去。一边走一边问:这里小社并成大社了吗?准备搞多大?搞什么性质的?有政策吗?叫什么名字?

  前面就是试验田,停在写有“道口乡中华一社‘七一’试验站”几个字的一道门前。

  刘学勤答:“‘跃进门’。是欢迎检查团时搭的,一共搭了四个,一是表示欢迎的意思,再者是表明黄楼村人一个跃进接着一个跃进,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

  默读一遍门上的字,又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越过“跃进门”向前走去。

  不远就是打井队的工地。打机井的是清一色的小伙子。问他们:这井能打多深?多长时间能打好?已经打了多少天了?

  黄开诗胆子比较大,别人腼腆不敢开口,他上前主动介绍情况。当他说这口井打15丈深,要打25天,站在旁边的乡长唐崇举大概认为黄开诗说的时间太长,就插话说这个小伙子是才学习打井的。却对这位只有18岁、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颇有好感,他握着他的手,满意地说:“很好!”

  离开打井队,走到红薯试验田。问,全县种多少亩红薯?过去产量多高?农民喜欢吃吗?怎么吃法?除去吃还可以做些什么?末了,他问,“这是谁搞的试验田?”

  乡党委书记徐家林回答:“这是社干部的试验田,两亩麦茬红薯,翻地二尺深,每亩种5000棵,计划亩产13000斤。”

  说话间,地委副书记王林走上前扒出来一块红薯,个不大。史向生不满意,自己动手扒出一块,也不大。王林见此情况,又找了一棵看上去挺壮实的红薯,要再扒一块。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平静地开口说:“红薯长势很好,不要再扒了。”一边说,一边转身朝南边的另一块红薯地走去。

  “这是我搞的。”乡党委书记徐家林向汇报说,“施肥30万斤,计划亩产13900斤。”

  说:“不要放水拔草,可以用脚把草踩下去做肥料。”然后他问起一亩有多少墩?亩产多少斤?徐家林说:“一亩三万墩,计划亩产1500斤。”

  不说话,走到插在地头的牌子前,看上面写的施肥数字和预计产量,若有所思。

  从稻田出来,去看社里搞的人造尿池,询问了它的结构和人造尿的制作方法和肥料效能。将近下午5点钟时,向停着轿车的商单公路走去。

  返回车站的路上,沉思着,问刘学勤:“你相信他那亩产13000多斤的试验田吗?”刘学勤说不相信。

  说:“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又问,“你们种多少亩红薯?过去亩产多少斤?”

  刘学勤回答后,说:“过去亩产2000斤,今年真能搞四五千斤,就翻了番,当然很好了。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

  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没有忘记专请刘学勤到郑州去谈实验田的结果。①

  下午6时35分,专列途经砀山,与原砀山县委负责同志刘钦鉴、薛兆本、张启明、刘思谈话。

  望着他们,亲切地问:叫什么名字,哪地方人?四人介绍了各自情况。说:“你们两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江苏,还没有安徽人呀!要注意培养地方干部。”

  又问县委当前抓些什么工作,刘钦鉴等人作了汇报。接着问:你们这里主要种植什么作物,生产什么东西?县委的同志回答:“夏季主要生产小麦,秋季生产大豆和杂粮。”当听到砀山县水果连年丰收,粮食、皮棉当年可望好收成时,高兴地打开车窗,望着窗外成片的良田说:“好,多努力干呀!”

  20多分钟过去了,最后说:“很好,就这样吧,今天不准备下车了,谈到这里,以后再来,你们看怎样?”说着,起身和大家握手告别。①

  专列途经徐州,在火车上接见了徐州地区专员梁如仁、市长张洪范。向他们了解有关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情况,说:徐州应成为重要的工业城市,成为抚顺。你们要抓煤炭综合利用,抓粮食,抓钢铁,还要抓机械制造。向地、市委负责人说:农业要增产。要多养猪,多积农家肥和自然肥。多搞有机肥。徐州地区过去经常多灾,你们要想办法,打他100亿斤粮食!在接见中询问,你们那位地委书记,四川人,到哪里去了?梁如仁回答胡宏已调南京在省里工作了,现在正参加全省农业大检查。说,这样很好,一边检查,一边帮助你们干。②

  9日凌晨1时,专列经兖州车站,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副书记兼滕县县委王吉德以及滋阳县委书记和两个村支部书记,在中共山东省委副秘书长谢华的带领下,登上列车。分别问了大家的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情况等。看到王吉德挽着裤腿,腿上还有泥星,便说:“不用问,你是农民出身。”从桌子上抽出一支香烟递给王吉德,问王吉德什么职务。

  幽默地笑着说:“噢!那你就是滕小国的国王了!”大家被的话语逗笑了。

  说:“铁牌坊与孟子无关系。滕文公请孟子来讲学,孟子馆于上宫嘛!上宫还有没有?”

  滕国在周朝时期是个小国,国君中影响最大的滕文公,曾多次“礼聘”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孟轲,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方针大略。现在“文公台”也称“灵台”,相传是滕王的寝宫遗迹。

  说:“当地方官,都应该了解地方的历史嘛!”他问,滕县离微山湖很近,微山湖的鲤鱼是四个鼻孔知道不知道?”

  看王吉德烟抽完了,接着又抽出一支烟递给王吉德。他又问:“你们那里亩产多少?”

  抽了口烟,望着王吉德说:“大水也跑到你们那里啦?”“今年淹了九万亩,去年灾大一些,淹了81万亩。”

  “社大好些,有利于抗灾,有利于兴修水利等。我们准备搞5000户的一乡一社。”

  对于社大了好,还是社小了好;是叫“联社”、“集体农庄”,还是叫人民公社,一直在调查着,思考着。说:“搞大一点好,可以搞五六千户万把户。”①

  9日凌晨3点,列车到达泰安站。泰安地委副书记李元明,地区农村工作部部长张瑞周、泰安县委副书记张海涛、泰安县十区灯塔一社社长尚立祥登上火车,与他们座谈。点着一支香烟,笑着说:“怎么你们当中我一个也不认识?”

  李元明说:“那一次来的是地委书记刘众前等同志,现在他们都去寿张县参观去了,县委、乡党委书记也去了,还没有回来。”

  “今年比往年增产,今年小麦亩产162斤,总产8.5亿斤,较去年增产36%多一点。”

  “今年原计划全年亩产500斤,争取600斤。最近又修订为保证每亩产600斤,争取700斤,总产达到52亿多斤到60亿斤以上。从目前作物生长情况来看,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个指标。”李元明回答。

  问:“位山坝恐怕不像修堤那样容易,需花费较长时间。位山工程搞起来,你们有受益的没有?”

  说:“只靠位山不行,黄河要有一系列工程,如三门峡等工程都搞,作用才大。”停了停,他问:“你们的水利怎样?”

  “我区水利化主要靠汶河,去冬今春已在上游山区修了一些中小型水库,今冬准备在中下游再搞些大型水库,将天上落下来的水基本上控制起来。另外和地下水结合,以汶河引黄加上人造河道为骨干,整修各河道,逐渐搞成平原地区的河网化。”

  张瑞周说:“泰安地区有650多个社,平均不到300户。社的规模太小,已不适应生产的新形势。计划合并到200余个。”

  李元明说:“这是过去的计划,目前看规模仍然小一点。现在酝酿搞成一乡一社,使党、政、社合一。”

  又问了泰山的情况。他说:“你们这里有个泰山很大,底下可能有不少铁。”

  “泰山的西、北、东三面都已发现铁矿,只是山的前面还没有发现。”李元明说。

  又问:“你们泰安过去有个泰安府,出去不远就是泰山,到山顶有60里路吗?”

  9日凌晨,专列抵达济南。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向汇报了山东省的各项工作情况。在汇报中,就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特别强调部署各项工作必须通过群众鸣放辩论,他说,计划、指标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强调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以便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指导。当省委负责人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②

  下午3时,在省交际处一号楼会议室召集省委书记处书记夏征农、聊城地委书记朱永顺、寿张县委书记刘传友、寿张台前村支部书记刘秀印座谈。

  主席面带微笑,同我们一一握手。当主席握住我的手时问:“好面熟啊,叫什么名字?”我说:“朱永顺。”毛主席示意我们坐下。夏征农把我们一一介绍给毛主席。主席把目光先朝向夏征农同志说:“你是省里的。”又朝向我说,“你是地委的。”再朝向刘传友同志说,“你是县委的。”又朝向刘秀印同志说,“你是村里的。”接着又说,“我是中央的。”然后主席扳着手指说,“中央、省、地、县、村,共五级,叫五级会议。”大家听了主席这番话都笑了,主席也笑了。

  我接着对主席说:“主席,我这是第二次向您汇报工作了。”主席说:“噢!第一次呢?”我说第一次是1955年底在德州火车站列车上。主席说,“那次我从北京出发,一路上找河北、山东、江苏的几个地委书记谈了话,大家都讲了农业合作化的问题。”

  主席问我:“你什么时候去的聊城?”我答:“1956年调整区划,撤销德州,我去聊城。”主席问:“聊城过去叫东昌府,是吗?”我说:“是的”。主席问:“为什么叫东昌府?”我说不知道。于是主席就讲了为什么叫东昌府的典故。然后又说,“东昌府是当年梁山好汉活动的地方。”接着给我们讲述了几段梁山好汉在东昌府一带活动的历史传说。主席问刘传友:“寿张历史上有个张君义,九世同堂,有没有这回事?”刘传友回答:“有。在寿张城东关,至今还有张公祠遗址。”主席说:“寿张县,原来叫寿阳县,后来为了纪念这位张公,把寿阳县改称寿张县。”

  毛主席点燃一支香烟,边抽边向我们说:“大家有什么好消息啊?”我汇报了聊城地区的工作,当我谈到聊城地委在寿张县关门口村召开全地区县、区委书记参加的现场会,学习参观和推广该村大搞“人造肥”的经验时,他打断我的话问:“什么?什么叫人造肥?你详细地讲一讲。”我告诉主席,“人造肥”是当地农民自己叫起来的,合作社在村头地边挖一定大小和深浅的土坑,将人畜粪便和田间路边的杂草、农作物秸秆掺在一起,加上一定比例的土和水,密封沤制,经过一定时间,达到变黑、发臭的程度后,便可上地。每亩地施上十多车这样的“人造肥”,可增产粮食二三十斤,丰产田里增产更多。毛主席问我,这种肥料含些什么成分?我说没有进行过化验,我说不清楚。毛主席就给我们讲了一大段关于有机质肥料的科学知识。讲了人的粪肥含些什么成分,牲畜粪便含些什么成分,鸡鸭粪便含些什么成分,经过沤制后发生哪些变化,产出些什么新成分等等,讲完后主席说,“你们可以让农业科学部门化验一下。”刘传友汇报了寿张县的工作。他“口吃”较重,主席听得很吃力,但仍坚持倾听。大约十多分钟后,毛主席把目光转向了我,摆摆手说:“你!你来,你给我当‘翻译’。”大家都笑了,刘传友也笑了,毛主席更是笑出了声。刘秀印简单汇报了他们村大搞丰产田的情况。我们三个人汇报的中心都是围绕如何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粮食指标(黄河以北亩产400斤)和棉花指标;如何按照农业八字宪法要求,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如何大搞养猪积肥,以及如何加强防洪确保黄河和漳卫运河安全等等。主席认真地听我们的汇报,有时拿起铅笔作记录,并多次插话和提问。当汇报到打井下泉提取深层水时,主席问下泉用什么材料;当汇报到扩大东阿、齐河两县虹吸引黄灌溉面积时,主席问虹吸引黄能不能代替打井;当汇报到深翻土地、翻淤压沙、翻沙压淤改良土壤时,主席说:“淤土掺上沙土,就不板结了。”当我汇报到集中产棉区临清县老赵庄黎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粮棉双高产,1957年皮棉亩产73斤,粮食亩产478斤,提前实现《纲要》规定的黄河以北粮食亩产400斤指标,不但向国家贡献大量皮棉,而且做到粮食自给时,毛主席说:“粮棉双增产,很好。”当我汇报到聊城地区计划扩大引黄灌溉面积,除扩大已建成的位山、艾山、官庄、南坦、王家窑、大王庙等处虹吸引黄灌溉面积外,正在突击修建东阿县位山引黄闸工程,争取当年完成第一期工程,扩大灌溉面积200万亩时,主席听了很高兴。我说这样既利用地下水,又充分利用地上水,实现了“双保险”。主席一边点头、一边说:“‘双保险’这个办法好!”

  下午,由谭启龙、裴孟飞和济南军区司令员,以及历城县委吕少泉陪同,视察了历城县北园农业合作社、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看到,路旁的谷子长得秸秆粗壮,叶子墨绿,沉甸甸的谷穗在风中摇曳。高兴地说:“你们的小米长得不错嘛,我看群众的干劲不小。”

  北园乡有2500多亩藕田和2100多亩稻田。和北园乡北园社的干部们一一握手问候后,便开始视察藕田和稻田。

  问北园农业社的主任李树成,水稻是什么品种,什么时间收割,亩产多少斤?李树成一一作了回答。

  问到计划产量,社主任说:“50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产四万斤,过去每亩只产二三百斤。”

  看到路旁一些社员正在一个稻草棚里休息,用手指着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就是管理试验田的社员。”李树成回答。

  兴致勃勃地向草棚走去。首先看见的几个社员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声:“毛主席来了!”争先恐后从窝棚里跑出来。已走到跟前,有些社员还没有来得及出窝棚,便弯腰走进矮小的窝棚和社员们一一握手。社员们有些手上沾满了泥,有的忙往自己衣服上搓泥巴,有的还没来得及搓,就把手伸过去,一把握住农民沾满泥巴的手。

  抚摸着青年韩茂林的头,亲切地问他多大岁数。当韩茂林回答17岁时,笑着说:“你还是个娃娃呢!”

  来到一株大槐树下坐下来。社主任李树成向他汇报了北园办大社的情况。汇报中,李树成向请示规模这样大的社是叫“大社”好,还是叫“农场”或“农庄”好?没有立即回答。大约15分钟,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去。边走边问李树成:“怎么没有见到妇女参加劳动?”李树成回答:“妇女都在菜地里。”说:“在我们南方,大部分都是妇女插秧。”

  谭启龙向汇报说,他们准备把北园办成一个大农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下午6时,来到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大门口。在这里等候的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秦杰等人,十分激动地迎上去,欢迎主席。

  在一块由山东省委和农科所的同志合种的棉花试验田里,棉花长得有一人高,有关负责人告诉,估计每亩能收5000斤籽棉。拨开棉棵,和秦杰一起仔细地数了数一株棉花的棉桃。当数到64个时,手指着上边的花蕾说:“上边这些就不算了。”

  “过去搞得不好,主要是今年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这里来指导我们,才搞得这样。”秦杰说。

  发现棉花容易落桃,便对秦杰说:“棉桃脱落是下雨的原因呢?还是其他原因?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落桃的问题,是否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秦杰表示一定照主席说的去办。

  “还是农民行,我们在向农民学习。我们的小麦就没有农民最好的小麦产量高。我们打算明年超过农民。”

  视察了农业科学研究所,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济南部队司令员上将陪同,和济南部队党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见面并合影留念。长征时期做过警卫员的陈昌奉也在场,久别重逢,分外亲热,谈了不少话。

  在济南停留期间,还会见了来济南参观全省小麦丰产评比展览馆的著名劳动模范、农业社的干部吕鸿宾、刘秀印、刘洪章、徐建春、刘廷茂、厉月举、张式瑞等。勉励他们说:“你们干得很好,都鼓足了干劲。”②

  10日凌晨3点,专列到达天津,停在河北区转盘村车辆厂后面的叉道上。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到专列上向汇报工作。

  10日中午,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阎达开应的要求到专列上向汇报工作。

  下午4点多,由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等人陪同,视察天津市东郊区四合庄乡新立村公社。

  头戴一顶草帽,走在通往天津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社的田埂上。乡总支副书记孟繁兴、社主任徐树清、社支部书记王星元正走出村外,刚好迎上。几人连忙迎上去同主席握手,向主席问好。

  要去农田看看。他每到一处,都要眼见为实,不光听汇报。走过一块地又一块地,走过溪上的石板桥,看到田埂上插着写有“上游”的红旗,站住,问东郊区区长张福安:“‘上游’是指什么?”

  张福安说:“社里在稻田管理中,十天各队评比一次,评比后,一类苗插‘上游’旗,二类苗插‘中游’旗,三类苗插‘下游’旗,促使二三类苗赶上一类。”

  “能赶。”张福安解释,“‘下游’苗只要多施肥,加强后期管理,就能赶上‘上游’苗。”他指着其中一块已插上“上游”旗的稻田说,“这是四队的稻田,原来都是‘中游’,评比后,社员们管理加上了劲儿,半月工夫,就争到了‘上游’。”

  顺着稻田边走。贴在一个社员家后墙上的大字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拐过几条田埂走过去,看了看,上面写的是第五生产队力争全区第一的内容。他很感兴趣地念了一遍,特别注意其中写的争第一的生产措施。细细地看完了大字报,他才走进五队的稻田。

  曾国栋说:“这块稻田共有300多亩,每亩平均两万多墩,每墩台27株左右。”

  蹲在窄窄的田埂上,用手分着稻株,细细地察看稻的生长情况。不一会儿,他回头问:“这块稻田是不是都这样?”

  乡社干部们说都是这样。站起身。乡总支副书记孟繁兴插话说:“主席,里边还有一块密植22000多墩的好稻田呢!”

  看完五队的稻田,往回去看社里试验队的田。太阳已西移,依旧热辣辣的太阳和地里的蒸气已使汗流浃背。

  一路上,他不断向社队干部们提出问题:第五队有多少户?有多少劳动力?社里去年的稻子产量和今年的计划产量是多少?一亩稻田用多少工?土地耕多深?每亩施多少肥?

  社队干部一一回答。其中谈到,今年粮食的产量指标春天的计划是亩产1000斤,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地多生产粮食,亩产指标已经修改为2000斤、3000斤了。

  “这是一种什么草?有什么用处?”他指着田旁水沟里飘着的水草,停住脚步问。不远处正在地里忙着拔稗子的十几个社员看见,放下手里的活计,快步赶来。社员李顺弟腿脚最快,走到跟前,正好听到的这句问话。他上前对说:“这是带子草,可以喂猪、喂鸭子。”他还跳下水沟捞上来一把,递给。

  接过水淋淋的水草,端详着,一边嘴里重复:“啊!原来可以喂猪,喂鸭。”

  这时,围拢来的人越来越多,摘下草帽挥动着向人们致意。试验队的田里,也有许多社员在那里专门等候,他人一到自然又激起一片不小的欢腾。

  张福安向讲述他们的设想说:“我们准备把稻子和苇子进行杂交,将来可以长成稻子穗,苇子秸,不怕旱,不怕涝,不锄草不施肥,一年一收割就行了。”

  “这两种东西是不是属于一类性质呀?”问道。然后说,“你们可以试一试。”

  张福安说,一定试一试。如此边走边谈,就走到一块稻田前。张福安介绍说,这是区领导的计划亩产十万斤的试验田。

  很婉转地说。据当年跟随这次外出视察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对有关区社领导汇报的这亩试验田能产十万斤的事,曾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不可能的事。”

  有人解释说新立村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吹风,就可以亩产十万斤。

  仍然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有人想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以此证明一下,还是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这段回忆要比当年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更直接地表明当时对亩产十万斤的否定态度。

  1958年的一天,高智随乘车出中南海西门,到郊区看庄稼。车上,忽然问:“你相信不相信一亩地产十万斤稻谷?”

  高智说:“我不相信。我还看到漫画上面小孩子坐在庄稼上掉不下来,我种过地,我是不相信的。”

  点燃一支烟,说:“你不要相信这件事。”接下来,他是这样说的:“不热不行,不热群众起不来。不冷也不行,热过了劲就要坏事。咱们现在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

  看完这块试验田,顺着田埂看见迎面来了三个青年,他与他们打招呼,得知他们是中国科学院来的工作人员,到这里考察稻田搞试验。

  问:中国科学院在这里有没有单位?正在搞什么试验?他还指着其中一位青年手中拿着的捕虫用的网兜开玩笑说:“我看像个捕鱼的。”

  只是笼统地赞道:“稻子长得很好”。张福安又向介绍,这块稻田因为幅度窄,在两边田埂上搭上木板就能进行插秧和田间管理,社员劳动不用下水了。

  感兴趣地指着远处的大片稻田说:“那里都可以搞成这样吧?人们劳动时,就再不用下水了。”

  参观完试验田,准备回去。又走到苇田边,没忘了向张福安说上一句:“水稻与苇子杂交工作,你们要试一试啊!”①

  10日晚上,从云南路别墅坐车到马场道尽西头的天津干部俱乐部参加晚会。晚会中途,不声不响下楼,乘车返回杨村附近的专列,继续工作。

  11日下午3点,参观了天津进出口商品陈列馆。他仔细观看了全部展品,不时询问展品的质量、性能、产地及出口创汇等情况。对进出口贸易工作非常关心,他指示要搞好进出口贸易,多出口多创汇。他期望天津作为北方的进出口基地,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贡献。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奋进,力争各种产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展览馆参观了三四个小时。①

  12日晚上8点到11点,参观了天津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馆。天津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会开幕前夕,由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陪同,到这里参观。

  首先参观的是“东风馆”。在天津拖拉机厂的热轧齿轮前,刘树英厂长告诉他,这是一项新技术,用高周波电滚将齿轮毛坯加热以后,就能直接用机器轧成齿轮,用这种方法,效率比用机床加工提高10倍到50倍,而且加工余量小,可以节省25%的钢材。

  在国产硅胶的展览台前,21岁的研究发明人、青年工人孙守纲激动地握住的手。看得很仔细,他弯腰伏在展台前,一行一行地看各国的硅胶样品和质量比较表,他得知这种硅胶吸酸能力超过英国和日本的同类产品时,赞扬说,好。

  “东风馆”内的许多展品引起的注意,无梭织布机、电火花机床、七头绕线机等等,他都驻足询问细看。当他看到一幅图表上写着:“汽筒质量超过美国”时,笑着说:“汽筒也在赶?”

  李耕涛接着说:“我们的气要比他们打得足。”一句双关语,使开心地笑了。

  接着看重工业馆,天津钢厂总工程师向介绍了转炉炼硅钢的情况。一般说来,只有电炉炼硅钢,而转炉炼法则是工人们敢想敢干的成果。看到天津用土法轧制的硅钢片,高兴地说:“你们都能制造了。”

  在机电工业馆,对职工的发明创造很感兴趣,在参观过程中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对有的展品他还请讲解员实际操作一下。把有的展牌上的说明都读了,还帮助纠正错字。在观看天津市供电局职工制造的带电作业工具时,停留了很长时间,仔细地看着、摸着,不时地询问产品的制作材料,国外有没有,使用起来安全不安全等。边参观,还不断地询问市机电工业的生产情况、产品质量,对职工技术改造、技术革新的成果很满意。随行人员怕走累了,请他进化工馆旁边的小屋里坐下休息喝水。一手端茶,一面感慨道:看来世界上的学问不止一百门。一个人都要精通几门,精通两门、三门、四门、五门。精通十门就比较困难了。

  休息之后,参观化工、纺织和毛麻丝工业、手工业馆。在化工馆,对展出的玻璃布、人造革以及用人造革制成的雨衣、皮包、短大衣、皮鞋等产品,都有兴趣。一幅红白灯光相映的玻璃画版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写着,“海水取宝”四个字,下列从海水中取出的盐、纯碱、烧碱等产品的名字。讲解员说,海水里东西很多,永利久大沽厂今年准备从海水中提取金属镁、金属钠等多种产品。笑了,说:海水里有那么多金属,将来缺少金属,你们从海里取就行了。

  色彩斑斓、五彩缤纷的要数纺织和毛麻丝工业馆和手工业馆。各种鲜艳的花布、丝织品、毛毯毛呢,收音机、乐器,都布置得很漂亮。顺着展台走,迎面跑来一个青年人热情地向他伸出手。有人介绍说,这是研究不用染料染丝绸的青年技术员梁树楷。问:“你的发明在哪里?”

  梁树楷便引着走到排着一匹匹粉、浅黄、棕色丝绸的旁边,说:“这就是不用染料染成的。”

  梁树楷解释说。“这是拿来的一部分,还有色泽更好看的,没拿到展览会上。我们还准备染出更多的色,到北京向您献礼。”

  “谢谢你们。”说完,便仔细询问观看了染色用的原料,并说,“我在报上见到过你的名字。”

  在手工业馆,机身用木头做的土造车床引起了的称赞。他还有兴趣地试听了聋哑教话器。

  李耕涛市长说,当前主要问题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同其他地区协作也有些困难。讲:应该自己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华北几个省建立联系,可以搞一个大的体系。接着,他又问:“你们能不能建立起完整的体系来?几年能够建立起来?三年怎么样?”

  关心专区、县的地方工业基础什么时候能够建立起来。中共天津地委赵克汇报了非山区组织群众到其他地区上山开矿、大搞钢铁的情况。

  表示赞同,他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可以搞了。”

  问及天津制造大型设备的工作,他认为要抓紧,早些安装使用起来。他听说天津几个发电厂的修配工正在制造发电机,便说:“这个办法很好。发电厂为什么只能发电而不能制造发电机呢?可以扩大一点,固定一些工人,成为发电厂附带的车间。”

  13日早7点,让工作人员通知河北省委:毛主席今天特别高兴,他改变了原定去北戴河的计划,今天不仅不去北戴河开会,而且还要在天津继续参观一天。参观的历程是,先参观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科技展览和校办工厂,中午在天津正阳春烤鸭店就餐。参观时间从上午10点开始。

  到达南大一下车,就被大学生们认出来了。主席和省长、市长、校长被一些学生簇拥着进了校门南面一个院落里,参观化工系办的“敌百虫工厂”,接着又参观了“离子交换器工厂”和“硝酸钍工厂”。每到一处,都同正在操作的师生们谈话,给予高度的赞扬。许多学生见到毛主席都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震天的口号声招来了南大校园中的近千名师生员工和群众。大家都挤在这个小院内要见毛主席,结果,不仅不能再继续参观下去,而且连院子也出不去了。好在这个小院西面是敞开的,由刘省长、李市长、王亢之书记、校长、党委书记、毛办叶子龙主任、李银桥卫士长以及随从人员和保卫人员围绕着毛主席,形成一个向外挤的集体,保卫着向放汽车的地方走。但是热爱毛主席的广大群众为了更近一些亲眼看到毛主席,还是用力往里挤,有时把随从人员快要挤到毛主席身上了。这时,仍然微笑着向群众招手致意,群众往里挤的浪潮一浪接一浪地翻滚而来。经过几番大的挤撞,终于保护着毛主席上了汽车。大家一同前往天津大学参观去了。尾随这支车队的广大群众又跟到天大广场上来了。①

  上午11点,视察天津大学。毛主席在河北省及天津市领导人刘子厚、李耕涛、阎达开等人陪同下,自南开大学来到了天津大学,在三层的会议室接见了校长张国藩教授、党委书记贾震及副校长等人。

  张国藩校长向主席汇报了学校的情况:“这个学校98%的同学参加了勤工俭学,下学期还准备搞几个班半工半读。学校计划中的半工半读分几个形式,有的是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有的是隔日学习,隔日劳动。”听了以后表示满意,说:“这样很好,本来光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没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他还说:“河南省长葛县有一所中学,勤工俭学搞得好,学生进步快,升学的多。有的中学没有搞勤工俭学,就不好,学生升学的少,考不取,学问不行。他们光念书本,没有学进去,把脑筋学坏了。”问王亢之:“天津的中学有没有勤工俭学?”王亢之回答:“天津近百所中学都已搞起勤工俭学,60多所中学还建立了工厂或生产车间。”

  这时,楼前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约一万人,人们太兴奋和激动了,在外面高呼、鼓掌,表示对领袖的无限尊敬和热爱。站起来,走到窗口,向大家招手致意。然后又坐下和人们继续攀谈。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刘子厚省长这时向主席汇报:“前几天河北省开了规模很大的教育会议,有1000多人参加,开了近一个月。在会上着重解决了学校要不要党的领导,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和教育工作的群众路线等问题。会议是用整风的方法开的。”刘省长说:“这个会议规划在15年内,在全省基本普及高等教育,现在30岁以下的人,到那时都达到高等教育水平。”说:“我想现在15岁左右的,都能受到高等教育,使青年一代都能有大学的文化水平。你们想使30岁左右的人,都能受高等教育,你们想得更好。”王亢之说:“天津市原有六所高等学校,今年下半年开学后,可以达到18所。”全省在今明两年以内,每个专区要搞起工、农、师、医四所高等学校,每县并将办起一所综合大学。说:“你们办这么多学校,好啊。”刘省长说:“现在工厂和农村办学校的劲头都很大。”说:“好啊!工厂就是学校,工人就是学生,学生也是工人农民,合作社也是学校,农民也是学生。”

  对学校办起许多工厂很感兴趣,说:“有些先生也得进步,形势逼着他们进步,他们动动手就行了。50岁以上的教授老师可以不动手了,青年的中年的都要动动手。搞科学研究的人,也应该动动手,换换脑筋。不然一辈子不动手也不好。”张国藩校长汇报说:“现在同学们搞技术革命的劲头很大,有的为了向国庆节献礼,昼夜突击。”关切地说:“连夜搞是否搞瘦了呢?还是注意有节奏的生产,有节奏的休息和劳动。”

  据当年的学生张美珍回忆:学校的机工厂坐落在九楼的东北方向,距九楼的直线米左右,再加上车间内机声隆隆,听不到九楼前的欢呼声,因此,我们这些正在干活的学生和工人师傅,一点也不知道毛主席来到学校的消息。

  上午10点多钟,车间主任王金淼师傅来通知大家,说是上午有领导人来厂参观,要求大家一定要坚守岗位,不要擅离职守,更不能停机,围观。这通知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也不乏地位显赫的领导。因此,每人都与往常一样专心干活。

  11时许,来到机工车间(南车间)的西门口,直到这时人们才明白,原来是毛主席来了。顿时心情激动,热血沸腾,大家互相注视着,按捺不住惊异和兴奋的心情。机工南车间的厂房很大,东西方向的跨度足有50米。我在车间东头的刨床上干活,距毛主席进入的西门还有段距离。我远远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毛主席,因不能擅离岗位,又不能关掉机床,我只好急中生智,使刨刀离开工件,让刨床临时空转一会儿。我清楚地看到毛主席踏进了车间的大门,向车间里走来。毛主席身材高大、健壮,身穿白色长袖衬衣,灰色西裤,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容。毛主席一面招手,一面沿着车间的那条主通道,缓缓走来。毛主席几乎在每台机床边都停下来,凑近机床观看,还主动伸出手与正在干活的学生、师傅们握手,谈话。不一会儿,毛主席微笑着向我的刨床走来。我太兴奋了,心怦怦跳得厉害,当毛主席走近我的机床时,我停住手上的活,上前一步,仰望着毛主席说:“毛主席您好!”毛主席停住脚步答道:“你好,你好。”并向我伸出了手,当我双手紧握着毛主席那有力的巨手时,一切紧张的心情已完全消失,站在毛主席面前,就像站在我崇敬的长辈面前一样。我看到毛主席被晒得红黑的面孔非常慈祥。那天,实在太热了,毛主席的白绸衬衣已被汗水湿透了大半截,袖子半卷着,一双棕色的皮鞋,前头已经磨出点点白斑。

  我说:“我是学生,我是机械系二年级的学生。”接着毛主席同我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我说:“我们现在是边劳动,边上课读书,劳动时老师还给我们上三门课。我因为选学的外语课是英语,要和没来劳动的班级合班上课,因此我还去上英语课,一共上四门课呢。”毛主席边听边点头,看到毛主席仔细听我讲话,我的信心更足了,回答问题更加自如了。毛主席又问:“你说是光读书好,还是这样又劳动又读书好啊?”我立即回答:“这样好,又劳动,又读书,既有了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知识,还是这样好。”毛主席一边点头,一边又问:“你们的同学都赞成这样参加劳动吗?”我说:“我们都赞成。”

  毛主席饶有兴趣地听着我的回答,就像一位师长在专心听取学生的答题一样,认真、真诚。我被毛主席的平易近人、倾听群众心声的作风深深地感动了。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那么亲切感人。以后每当我读到那些回忆毛主席提到毛主席热爱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内容,都感到特别真实,因为毛主席曾经如此认真地听取过我—— 一个普通青年学生的谈话。

  毛主席谈话时,声音洪亮且缓慢,尽管有浓重的湖南口音,但我依然句句听得清楚,我也用很大的声音说话,以压过机器的响声,使毛主席能够听清我的回答。当时毛主席身边有一名年轻的警卫人员,另有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学校党委书记贾震。我记得,在我回答问题时,贾震书记紧张地注视着我,就像是家长担心孩子答错了问题,当看到我顺利地回答毛主席的问话时,他们又都显现出由衷的欢喜。那次随行的记者中,有新华社老资格的摄影记者侯波,她跑前跑后,敏捷、利落地抢拍下一个个镜头。经过这段谈话后,气氛已经十分亲切、轻松了。这时,毛主席又指着机床前挂着的一张蓝图问道:“这张图纸,你会看不会看?”我说:“我会看,看懂了图纸,才能按图纸的要求来加工啊。我们已经学过机械制图课,看图纸就不困难了。”毛主席听后,很满意地点点头。这次谈话大约持续了半小时。当听说铸工车间也有劳动的学生时,毛主席再次同我握手,走出车间的东门,向铸工车间去了。

  毛主席一离开车间,我们立即围在一起,笑着,跳着,热烈地交谈着个人的感受,全车间40多位学生和师傅沉浸在无限兴奋和激动之中,大家不约而同地热烈祝贺我,我被认为是最幸运的,我们互相握手,争着去握那一双双毛主席刚刚握过的手。

  车间里的机器声没有了,只有沸腾的人群热烈的谈话声。刚刚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太突然了,不少人似大梦初醒,当这一切都将结束的时候,才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毛主席对青年学生的关怀,更增加了我们对他的崇敬。这时,有人说:“我们应该送给毛主席件礼物,作为参观咱们车间的纪念啊!”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于是,我们迅速决定,将车间里生产的“细度计”献给毛主席。这是一种小巧、精密的用于检验油漆颗粒度的仪器。据说,因加工精度高,已达到国际水平。大家一致推举我前去献礼,我不再推辞,带上临时包装起来的“细度计”,第二次见到了毛主席。

  这时,已经中午12点钟了。毛主席到铸工车间参观后,又参观了机工北车间,正在工厂的会议室休息。我带着“细度计”向会议室走去,我向保卫人员说明后,径直跑到会议室。进门后,看到毛主席正坐在椅子上,与省市领导人谈话。那间会议室,狭小、简陋,一张条形长桌上沾满了机油,那是工厂的“特色”。旁边有几把木椅,桌上摆着玻璃杯和茶水,一切都保持着原有的面貌,不曾经过任何准备。

  我的到来,使毛主席和在座的各位领导都转过脸来,等待着我说明来意。我赶紧说:“我是代表车间里全体师傅和同学,来向毛主席献礼的。”毛主席听后很高兴,显然他已认出我就是刚才那个谈话的学生。毛主席再次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并指着身边的一把椅子说,“你也很累了,坐下吧。”我把“细度计”放在桌上,便在主席身旁的椅子上坐下来。这时,毛主席指着“细度计”问道:

  “这是用来检查油漆中颗粒细度的。”我一边说,一边取掉包装纸,比试着,向毛主席说明如何使用。

  毛主席又说:“这个给了我,你们还有吗?”当听我说明这是我们车间生产的一种产品时,他老人家连声说“谢谢,谢谢”。并顺手递给警卫人员,由他放进了一只手提箱里。我看到任务已完成,便起身告辞,这时,毛主席却指着校党委书记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

  “是哪个‘震’字啊?”我一面回答说“是地震的震”,一面用笔在纸上写出个“震”字。毛主席笑了,其他人也笑了。毛主席又指着李耕涛市长问我,“他是谁?”我看看李市长,为难了,只好如实回答“我不知道”。毛主席幽默地说:“他是你们的市长,以后有事情要找他哩。”接着党委书记向毛主席简单介绍学校及工厂的情况。①

  参观完南开、天津两所大学,已经是中午1点多钟了,几辆汽车载着兴致勃勃的穿过天津闹市区中心和平路,悄悄驶向劝业商场后面的正阳春饭店。

  正阳春饭馆的服务员范贵生正站在门前,等候客人。听到汽车喇叭响,他一抬头,见一辆汽车上下来一位身材魁梧、气色红润的长者。

  这不是毛主席吗?他又惊又喜,不知怎么办好,只是下意识地推开门,却忘了和问个好,握握手。

  陪同的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校长、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等也依次进门。一踏进店堂,便打听厨房在哪里?每到一处,他总是这样,特别愿意见见那些普通的工人农民,和他们唠唠家常。

  厨房又窄又热,和厨师们攀谈得挺热闹。他问大家每月能挣多少工资?有没有休息时间?生活过得好不好?听大家说每月能挣六七十元工资,每星期都有休息日,生活比过去强多了,他满意地点头。这样聊,他感到很惬意。

  两点多钟,饭菜上桌。也许天气闷热,起身走动,经过窗口时,随便朝窗外望了一眼。不料就这一眼,引来了麻烦。

  饭馆对面的楼上,住着一位妇女,那妇女偏偏就在这会儿正在窗台晒衣服,又偏偏她的眼睛特别尖,只一眼,她就认出对面楼上窗口前站的是,毛主席!

  这一声喊是又惊又喜,立刻牵动街前街后的行人。大家迟疑片刻,便不由分说潮水般涌到饭馆门前。人越聚越多,人群越来越激动,堵住路口,塞满街道,顿时黑压压一片,交通陷于瘫痪。交通警察无法疏导人群,况且他们自己也多么想见一见!

  卫士们立刻紧张起来,上前把窗关好。他们想,也许过一会儿人群就会慢慢散开的。

  餐厅里正与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校长边吃边谈。但关着的窗户却挡不住楼下滚雷般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万岁!”口号声震天动地。

  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打开纱窗,推开玻璃,伸出头去向人群致意。这一下,立刻掀起街上的一片狂潮。等待人们稍稍平静下来,接着回到桌前吃饭,不想没吃几口,窗下又有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再次放下筷子,走到邻街的四个窗口,挨个探出头去,向大家招手,向大家鼓掌,来回走了两趟。

  情绪激动,他一再挥动着手,呼应着人们的欢呼,连声喊着:“人民万岁!”

  回到桌前,没吃多长时间,再次被群众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牵动走到窗前,如此竟有六次。

  吃完那顿吃了很久的饭,和饭店的店员们在一起聊天。待人的和蔼态度感动了他们。可不是嘛,每当服务员上一道菜,他都要站起来向他们道辛苦。他不用摆上的象牙筷子,而叫人换上普通的竹筷。烤鸭的张师傅找来一本崭新的笔记本要请他签个字,他也爽快地挥动钢笔写下了“”三个字。

  楼下的人群却没有散,人多天热,人人汗流浃背,但他们心中的热情却如日中升。他们要亲眼见见。

  动身的时候到了,可门外街上到处是人,走也走不出去啊!也开始担心起来,这样下去要把人晒坏的。总得想个办法才好。

  李市长走到窗前做工作,让大家回去,没有人听。他又转达的话,说:“毛主席叫我告诉大家,天这样热,怕大家晒病了,大家回去吧!”

  “不要紧,不要紧”,只听下面连声地叫。李市长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嗓子喊哑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

  没办法了。只好由警备区派出一个排的精壮结实的战士奋力开路,把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中推进来,车尾靠在正阳春饭店的门口。

  这辆车窄小,容不下那高大的身躯。可这会儿哪里还顾得了那么多?卫士和警卫人员们前呼后拥,保护着,硬是把他塞进了华沙车。

  接着,前面警卫排开路,后面有人推车,左右护卫,一步一步,终于将车推出了人群。

  车里,笑着,向人们挥动着手。汽车在人群的夹道中终于徐徐开动,车速也慢慢加快。人们依稀可见的手还在向后挥动着,许多人恋恋不舍地跟着跑。

  下午,观看了天津河北梆子小百花剧团的演出。亲切地接见了演员,并勉励他们“要好好学、好好练、有前途”。

  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副部长王宪、丰台区委王景铭、书记处书记张宗平陪同,来到永定河畔的岳各庄乡红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带是北京郊区的蔬菜生产基地,9000多亩农田中菜地就有7000多亩,农民们都有多年的种菜经验。和前来迎接的乡社干部们见过面后,谢绝大家要他先休息一下喝口水的提议,说:“天不早了,还是先去地里看一看吧!”

  沿着修整后的田间大道,往青年生产队的大白菜试验地走去。途中,他专门走进社里的食堂。社员们还没有收工,饭菜都已准备妥当了。揭开汤盆看了看冒着热气的冬瓜汤,又望了望刚出屉的馒头,问:“社员们几点钟吃饭?在哪里吃饭?”又问炊事员,“社员们吃得满意不满意?”

  正在地头上耙地的青年生产队队长田德顺看见走来,急忙放下手里的活计,一边向这边迎过来,一边招呼别人。握住他满是泥土的手,问完姓名、年龄与职务,又特别问道:“你们青年生产队老年人都不参加吗?”

  田德顺说:“有两位五六十岁的老农在队里当技术指导。”点头:“噢,那么是以青年为主啰!”

  一块白菜地边,专心听着队长的汇报。这位年轻的队长说,我们这一亩四分地是大白菜高额丰产试验田,收了上茬菜,深翻二尺,分层施了21万斤混合肥,还上了用牛蹄角皮毛等混合起来的肥料“条货”,用大白菜和菠菜隔畦间作的办法种,一亩从过去的2000多棵密植到5500多棵,能产120万斤。

  微笑着,用手指着刚出土的白菜苗,又问:“什么时候菜才能长起来呢?”

  看完白菜地,看玉米地,西红柿地。走一路,问一路,问产量问措施,还去看了社员们积造的肥料。望着满目的青椒、晚茬茄子和大葱等蔬菜,问:“你们这个菜社,自己种的粮食还不够吃吧?”

  乡党委书记答道:“生产了,我们不仅要多生产蔬菜,还要多打粮食,我们这儿普遍推广了芸豆、玉米、大白菜三茬交叉套作的三大季种植法。今年我们自己的粮食就够吃了,明年还能向国家卖300多万斤余粮呢!”

  区委书记王景铭说,去年一万斤,今年两万斤,明年能到三万斤。去年丰台区供给北京的蔬菜有五亿六千多万斤,今年预计要有14亿斤菜上市。

  王景铭说:“菜多了价钱便宜些,今年菜价就比去年低一些,消费者都挺高兴。同时,因为产量高了,农民的收入不仅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农民也很高兴。另外,我们还准备进一步采取排开种的办法,分期上市,解决蔬菜旺季供应过剩,淡季供不应求的矛盾。有些菜可以保存过冬,还可以供应其他城市和建设工地的需要。”

  到了小屯农业社,到四队的玉米试验田旁。负责栽培这块玉米地的生产组长张志向介绍了情况,他说,这块三大季玉米,除上茬收了芸豆,下茬种大白菜以外,每亩还能产2000斤玉米。他随手将两个已成熟的玉米棒掰下来送给看,说,一个棒子能产12两老玉米哩。接过玉米棒,剥开皮,数了数玉米粒。

  问:“每亩产2000斤的小麦,都要些什么田间管理措施?深翻几尺?每亩地上多少肥料?密植用多少种子?用什么样的种子?”他一项一项问道。还特别关心农具的改革,了解队里有多少改革的农具,收庄稼时还用不用肩挑?

  田岐逐项回答,告诉社里运输都用胶轮大车,200多辆大车都滚珠轴承化了。另外,社里还有十台煤气机和电动机,抽水工具都机械化了。社里还有两台拖拉机和两辆汽车,秋后准备再买些拖拉机和汽车。

  天已经黑下来了,大家边走边说,到了公路上。随行人员劝累了一天该上车休息,听说前面还有不少社员在深翻土地,要再去看一看。

  田岐道:“社里人多,学了总路线干劲更足,明年我们块块地都要深翻,翻不过来,我们就夜战。”

  听到“夜战”两个字,转身向周围的社员们大声说:“天黑了,该收工回家了!”

  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找人搀着挤到前面来。社主任高声道:我们一定要实现跃进计划向毛主席报喜。①

  13日夜,回到北京,回到中南海。对正在忙碌着收拾东西的卫士长说:“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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